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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绝望动人、悠长回荡的爱情故事、一个充满历史大气与生命思考的故事、一个遍布叙事智慧与诗意感受的故事。英国式的理性与中国式的温情、英国小说的叙述方式与中国人的生存风格、一个英国男人与一个中比混血女人产生的动人情怀如此撞入人心而令人惊讶，让我们恍惚间有一种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东方之恋的感受。
1949年3月新中国诞生前至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之间，一个中比混血的独身女医生韩素音与一个已婚的英国记者马克在香港悲剧性相爱。故事根据著名华裔英国作家韩素音的一段真实经历写成，整个故事中交织着中英文化、欧亚文化、不同人种和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生存意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精神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与素音和马克的爱情奇妙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他们生命与历史撞击的爱情时光。
虽然《瑰宝》中的时代已离我们愈去愈远，但故事的感受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并不遥远，我们在市场中国越来越感到人性的迷惑，而这部小说让我们重返一种贴近人性的亲切。《瑰宝》中的爱情是一种高贵的人性烛照和心灵通彻的力量。对于素音与马克，相爱不仅是他们能实际得到什么，而且在于他们能够相爱、能够超越很多偏见和束缚、能够在一个历史大时刻中真诚相知，即使不能一起结婚生子、相伴终老，也是一种生命升华的快乐，因为这种爱体现了他们脆弱的生命中顽强的人性力量，使他们的爱情成为汇聚了生命中宝贵元素的瑰宝，让他们生命升华、让历史光彩流溢。
这生命瑰宝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既是现实的，又是人性的，它升起在历史中，被历史照亮，又照亮历史。假如没有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时代，也就不会有他们惊鬼泣神的爱情。
《瑰宝》以简洁高雅的笔墨描述了大动荡、大转折时代以香港上流社会为主的不同阶层生活以及四川重庆在解放前夕的社会片断，对比了古老的重庆与崛起的香港在1949年至1950年的不同社会画面和精神状况，其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过去的衰朽与新生的鲜活之间的斗争。重庆作为旧时代象征，香港则是处于转折期而不明未来的象征。书中的各种人物:传教士、旧军官、旧职员、士绅、商人、记者、平民、医生、共产党员，都体现着时代的各种层面的生活和冲突。
二战和国内战争使中国社会剧烈震荡，这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可以反复探究的课题，但对于《瑰宝》来说，更为重要的却是历史把一对男女的爱情推上了富含人类精神意味的风口浪尖，让他们经受磨难和考验而永存。具体的历史情景与坚韧的爱情交融在一起，让这部小说产生了令人震撼的激情、童话般的神奇力量，使它成为一部东方的《英国病人》，但它又早于《英国病人》几乎半个世纪。我们无法不动声色地观看这种在历史巨变中难以磨灭的生命情景，素音和马克的恋情体现了困扰着人们的各种情感、思绪、变化、文化和意识，所有对于往昔的留恋都伴随着这种在历史中诞生的爱情。
历史早已过去，但《瑰宝》中的爱情却带着历史仍在今天，那就像一轮皓月带动了整个天空回环流荡。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之书，它也是思想之书、历史之书和文化之书。素音与马克的爱情是贯穿全书的脉络，也是溢满全书的核心叙事内容。在这个爱情脉络周围，遍布着人性、历史、种族、文化、风情、景物、民俗、思想、情感、政治等种种描写，那些丰富的生活景观与富于启示的生存思考是没法用另一些文字概括的，即使大段的引文也无法窥知全书的风采，那需要从头至尾地大段引用，这当然无法做到。这让人怀疑我们无法窥知书中的秘密是因为作者和人物窥知了上帝的秘密，因此才有了这样令人深思而震动的爱情。
这种爱情接受了全部历史的检验，也容纳了全部文明的精神，变成了一种博大的爱、自由的爱、创造自己也创造他人的爱，并形成了书中与这种爱相关的生活、相关的历史。于是，历史不仅仅在影响生命，生命也在创造历史。这种爱的博大是因为它容纳了历史与人性的内容，它不仅是素音对故国的情思，也是她作为医生救治他人的爱，不仅是对马克的爱，也是对妹妹素尘的宽容和怜悯，不仅是英国式的人道主义，也是中国式的同情与理解。素音与其叔叔在重庆相处的情景以及香港的中国社会情景都很能说明滋润与阻扼这种爱情的复杂因素。
素音对中国的依恋显然高于她对马克的情恋，她的情恋被她的中国之爱所压制，甚至可以说，她的爱情幸福被她的中华情结所毁灭，因为她若早和马克一起远走他乡就不会有后来马克的死亡，但她却决不为此而后悔，因为正是这种情感和心灵的真挚与顽强才滋润生成了她的爱情。虽然中华之恋高于个人情恋，这种情恋却并不生硬抽象，而是极为个人化的生动丰润，就因为中国之爱与情人之爱一样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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