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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一个朋友希望我为韩素音的《瑰宝》写点什么的短信，那时我正在北上的火车上。车厢里，同行的旅客早就入睡了，我借着床头昏暗的灯光正在翻看一本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有点陌生的老书——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中国的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在这位美国人的眼中，他投身的“中国革命”兼具“自然史”和“世界史”的意义：地球的自转、季风的来临……自然的变化给曾经孕育了人类十分之一的中国沿海大平原带来了深重的灾害：“忽而旱忽而涝，忽而涝忽而旱，循环不已，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民年年要与其赖以生存的水进行斗争……这里，大堤守住了，拯救了一个县，那里，一条河泛滥了，百万人流离失所，陷于饥饿。”这一场人与自然的持久战虽然惊心动魄，“但是和这一年的另一种斗争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这就是“中国革命”，“它简直就像季风一样具有横扫寰宇的规模”。
而韩素音的《瑰宝》几乎是“共时性”地描写了一群被这场“季风”挟裹、震慑乃至感动的人们。首先是她自己，“我是个亚欧混血儿。这种身份表明我母亲是欧洲人，父亲是中国人。但在中国，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人，都把我看成是中国人。”可是，这样的中国人却是一群特殊的“中国人”，“属于一个很小的‘上层社会’，也就是所谓‘亚欧混血知识分子’，我们是在两个世界之间长大的”。在这里，“亚欧混血”甚至无关乎“种族”，而是纠缠于“文化”：“童年的声音和暖意是一条感情的纽带，把我们和故土栓在一起”，长大后却被送往欧洲，在牛津、剑桥、巴黎或日内瓦，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他们被“现代化”了，也被“西方化”了。在这群人身上，中国的内在复杂性以一种极端方式“呈现”出来：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上层与底层、精英与大众……既是悖反，又是同构。用韩素音自己的话来说，那是“灵魂”的“精神分裂”：“下面一层是无法解释的、暗昧的激情，禁忌和冲动，憎恶和爱恋；上面一层是巧舌如簧的话语、意义空洞的理论、很有道理但缺乏情感力量的观念，以及虽然合理但等到大海开始咆哮的时候却突然被忘到脑后的行为”；更糟糕的则是在生活、习俗和感情上与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的“深刻隔膜”：“我们的农民兄弟站在淹没到大腿的粪水中劳作，而我们自己则习惯于拉动抽水马桶的链子。这些都是些小事儿，却在我们和我们的同胞之间挖开了一道鸿沟。”
韩素音身份的“杂糅性”似乎暗示了她态度的“复杂性”。一方面不满于“分裂”和“隔膜”，她渴望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在这样一个由群众形成的巨大的自我中间，我们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人民就是我，我就是人民。面对着这样一个欢乐的海洋，谁的爱能不成倍放大？我的名字就是‘集体’”。或许今天的人们会以为这夸张的表述仅仅是一时的“狂热”，可是，韩素音却有着相当清醒的“自觉”。因为她亲眼目睹了这块土地上深刻的变化，这个从来就没有饿过肚子的“韩大夫”意识到“食物对于我们和对贫困的农民来说，有着根本的、生理层面的区别”，而“革命”正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驱逐“饥饿”。来自人的直接需要，“那种挨饿、受苦的意识……亲身接触、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苦难”是“革命”真正的、取之不竭的动力。所以，游行的“鼓还会再敲起，如同催眠曲带来抚慰，在黑夜的摇篮般的大地上汹涌蔓延，把我们包裹起来。我们会重新入睡。这时起时伏的鼓曲将使我们摆脱渺小的个体的孤独感，我们将重新安眠。”
然而，韩素音的“孤独感”并没有完全被集体的“鼓声”所“抚慰”。尽管她已经意识到“我爱我的祖国”，但还是不能完全克服内心的“分裂”以及与土地的“隔膜”。她依然是犹疑不定的，除了“责任”之外，韩素音还要解决一些“问题”——爱的问题、情感的问题、个人归宿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有意义还是没意义。我必须弄明白，我是否应该把他彻底忘掉，我必须弄明白，我必须弄清楚。我在恋爱，我是个女人。我不可能像你一样懂得责任。”这里说的“他”，就是韩素音爱上的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因此，《瑰宝》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关于“乱世佳人”式的“爱情”故事——1956年根据它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虽然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可以想象在冷战的背景下，一本潜在的以“中国革命”为主题的好书是如何被“好莱坞化”的——而这也构成了今天的读者阅读这部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的“期待视野”。韩素音似乎早就意识到“书有书的命运”，她并不愿意仅仅成为一个把“爱情故事”讲进“大时代”的“角色”，她对马克说：“爱情是什么？真到了你可以不受约束地娶我的那一天，我反而会踌躇了。因为我心里渴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或许是中国。”而是希望承担起见证和叙述历史性变革的“重任”。于是，“马克”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一种“象征”：“说到底，马克不只是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恋人横亘在我和中国之间，关键是他代表了什么，他意味着什么。他的背后有他的那个世界……我的某一部分永远不会属于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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