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

　　我总是根据孔夫子的观念把传教士看成是圣贤”一类的人物。我总觉得，无论是人品还是学问，他们都要比一般人强得多。但后来我发现，我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也不过是普通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善良、热情、勤奋，但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比别人拥有更多智慧、学问或更优秀的品行。他并不见得有更深的洞察力，也不见得有忍耐力。讲授《圣经》不过是他们的职业，就跟行医是我的职业一样，虽然干这两个行当的人都有点自欺欺人地把自己的职业称为一种使命。他们跟每一个正常的、健的、自私的人一样，也关心家庭、孩子、房子、安全、寿险、薪水、养老金、假期等等俗事。他们也不过是为生活劳的可怜虫。

　　在194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都表现得慌乱、困惑、沮丧。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不符合他们的期望的。在他们看来，仅仅蒋介石是基督教徒这一事实就足以保证国民党将柳暗花明，重获新生。

　　或许那些认为这种变化乃大势趋的传教士都选择留在大陆，一直到他们也待不下去的时候。然而这些来香港的传教士对时局的认识并没有给我这个大变动的亲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反应表现出太多的困惑和感伤，那种情绪有点像得不到回报的爱情。“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为他们尽了力，”他们话里话外透露出这的意思，“现在就看他们会为我们做些什么了。”

　　做一个传教士是多么难哪！为了说服别人改变信仰，自己先必须毫不含糊地把自己信仰的烙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可以理解、宽容、原宥他人，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更高的真理，掌了对灵魂世界的更完美的解释。

　　来香港的传教士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并没在中国待多长时间，仍然被狭隘的宗教偏见所左右。他们憎恨异教徒，浑身散发着地狱之火的硫黄味。他们不仅缺乏宽容的精神，甚至还有一种类似生物本能的偏执。他们总是充满了殉道者的自豪感，总是把他们临的压力称之为“迫害”。但这类传教士很少。大部分传教士还是可亲可爱的。他们不是那么固执，也比较成熟，富于人情味、宽容心和幽默感。他们不再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救世的观念是绝正确的，也抛弃了自己挚爱的神的愤怒的一面，他们平静温和且游刃有余地达到了这一境界。他们对基督教中面向社会和现实的教义更感兴趣。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社会学家。在他们看来，宗教就是修建医院和学校，就是创建基督教联合会，就是收容被抛弃的流浪儿。然而他们的伤感情绪也是最重的，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曾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我们的基督徒会碰上什么事呢？看来很多教徒拥护新政权，也有些教徒不会。不肯拥护的教徒会不会受到迫害？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学校会受到怎样的对待？” 他们想帮助中国，但他们的动机受到怀疑。

　　这些事情都是我有一天晚上跟一位心宽体胖的男人谈论到的，这个男人的名字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他正要回美国，途中下榻在教会宾舍。他要在这里住一个拜。这位传教士性格外向，举止活泼言谈诙谐，我们在“奶牛场”咖啡馆吃着核桃仁巧克力冰淇淋，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在谈话中说到他以前曾做过数年传教士，后来成了农业专家。

　　“你劝动了多少人入教？”我问道，“真正劝动的。”

　　“我想只有一位。其他人入教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要么就是信得太容易。”

　　这位心宽体胖的男人巴不得有人听他讲话而我就是一个理想的听众。“我感到，”他说，“虽然我们某些人可能了解中国人，某些人甚至还号称了解中国文化，但我们对你们民族的情感结构和你们对我的反应机制仍一无所知。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我们作为传教士所受的教育就根本不涉及培养你们中国人所说的‘仁恕之心’。”

　　我反驳道：“我认为这是个语言问题。你们太相信所有人都必须用同样的言词来表达同样的事物。”

　　他点点头。“或许是吧。很久以前，我心里很清楚我所说的‘上帝’和‘上帝的福音’是什么意思。我在我的祖国是明白的，但我来到中国后就有词不达意的感觉了。我跟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同，我对中国从来没有抱什么感伤或浪漫的想法。我也从来没有像喜欢异教徒那样衷心喜欢基督徒。我就是因此而放弃传教的。

　　“做出这的决定并不容易，这等于推翻我的信仰。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了真理，才放弃了传教。我认为我是对的，因为我是少数几个没有被眼下发生的一切伤害或迷惑的人之一。

　　“除了眼下中国正经历的变局我还能指望我们的传教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呢？我们把基督教与妇女解放、社会改造和修建医院联系在一起。我们那种即将统治中国、震惊世界的力量准备了土壤和充足的水分。不是别人，不是马克思，也不是俄国人，就是我们传教士，正是我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通过组织青年基督教联合会和妇女基督教联合会，为这一切准备了条件。共产主义者来了，把我们扶植起来的力量接管过去，给了它一个名称和一种形式，因为我们再也拿不出什么别的东西给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