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石碌的时候，郑柏指挥着麾下的大军也前进到了顺化以南四百里的广义一带。而此时军中的随军物品非但没有因为不断的消耗而减少，反倒是多出了数万斤的辎重。
这其中除了沿途不断靠着各种手段征集而来的军粮之外，更多的还是士兵们劫掠的各种私人物品。士兵们抢到钱财之后，并没有地方可以存放，更谈不上在行军途中花销掉，想要运回北方也没有可行的办法，于是就只能集中到一起存放，往往一队人抢劫的财物全都放到一起装几个大箱，然后行军时就一起带走。好在这一路南下倒也抢到了不少骡马之类的牲畜，倒是不需担心抢的东西太多没办法运走。
郑柏并不是瞎子，对于军中所出现的这种状况也不是没有发现，但在如今这种客观形势之下，如果不给予这些士兵们物质上的刺激，那的确也有些说不过去。郑柏倒是听说过海汉民团全都是在战后才论功行赏，作战期间缴获的财物要全部充公，可惜北越军中并没有立下这样的规矩，即便是那些曾经在海汉军中培训过的军官，大概也不会同意将属于自己的一份财物充公处理。
南越的政权已经瓦解，所以大军在一路清剿南越残余势力的过程中并没有再遭遇类似广治城的那种抵抗，守军往往是一触即溃，要嘛就直接开城投降了。郑柏所担心的频繁而密集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倒并没有出现。但这种一路连抢带杀的行军方式也造成了另一种恶果，那就是所经之处出现了大量的破产民众，而他们唯一的选择大概就只能背井离乡逃难了。于是南越地区出现了至1627年以来的第二次难民潮，而这次的地点不再是争江附近的南北交战区，转移到了南方的岘港、会安、三歧、广义、安宁等沿海地区城镇。
海汉执委会在战前就向北越朝廷讨要了岘港、归仁、金兰、头顿四个地方的租界权限，但此时除了更加南方的金兰和头顿之外，岘港和归仁这两处地方几乎都成为了白地，民众在北越大军的劫掠之下纷纷弃家出逃。而这种局面，无疑就给海汉想在这边实施的开发计划增加了更多的难度。毕竟港口的开发建设需要用到大量的劳动力，执委会在规划的时候直接就打算从当地征集主要劳力，只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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