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室内，时间仿佛在嬴政那句“吾想，他根本不在乎”的余音中凝固了。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将嬴政挺立的身影拉得更长，也更显孤绝。
他站在那里，如同一座历经风雨却依旧岿然不动的石碑，上面刻满了开创者决绝的寂寞。
赵凌，这位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大秦如今的皇帝，此刻心潮的激荡远超在场的任何人。
他呆呆地望着自己的父皇，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是穿越者。
他熟读二十四史，自认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了然于胸。
他带着后世的上帝视角与复杂情感来到这个时代。
他对华夏祖龙有最高的崇敬，钦佩他统一六合的伟业，惊叹他一系列开创性制度的魄力。
同时也难免受到史书影响，对焚书坑儒等事件抱有严酷、暴虐、文化浩劫的刻板印象。
内心深处，他亦曾认为那是嬴政晚年追求长生受骗后恼羞成怒的泄愤之举，是专制结合下的一步错棋。
为此，他登基以来，潜意识中，甚至不自觉地扮演着某种弥补者的角色。
他重启百家，宽容儒士，设立尚学宫倡导学术交流，心里未尝没有一种拨乱反正，将历史引向更文明、更开放方向的现代优越感。
他以为自己理解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以为自己看到了嬴政未能看到的更好的道路。
然而，今日，此时此刻，听着这位事件的当事人，用如此冰冷理性的目光，亲自将“焚书坑儒”层层剥开，他一些的既定认知都被击得粉碎！
坑杀那四百余人，竟然主要不是泄愤！
在嬴政的叙述里，没有个人情绪的失控，没有因被骗而迁怒的狼狈。
有的只是帝国机器依据成文律法，对一群被判定为不师今而学古，以古非今、惑乱黔首甚至可能交通不法的犯禁者进行的一场清除。
那些儒生和方士，不再是值得同情的文化殉道者，而是威胁思想统一，动摇统治根基，触犯帝国红线的政治犯与思想犯。
他们的死亡，是维护那个新生大一统帝国思想边防的残酷代价。
而“焚书”，更被提升到了“统一历史记忆、构建国家认同”的骇人高度。
那不是简单的愚民或文化毁灭，而是一项旨在从根源上斩断分裂基因，塑造秦人共同体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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