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都在用自己的双手丈量着一个新的、尚未命名的空间。
作坊的数量已经比春天时又增加了一倍多。工部粗略统计了一下，京城周边登记在册的手工作坊已经超过五百家，涉及木器、铁器、布匹、陶瓷、造纸、酿酒等行业。
这些作坊的生产方式各有不同，有的还保持着家庭作坊的模式——夫妻二人带一两个学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有的已经发展到二三十人的规模，分工明确，有专门负责采购原料的，有专门负责销售的，有专门负责生产的。
这种分工让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原料供应不稳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工人流动性大等等。
作坊主们也在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一个开布坊的商人说，他一开始是收了棉花自己织布，后来发现织布太慢，便雇了十几个织工，买了十台织机，一个月能织出上千匹布。
他把布运到京城去卖，销路很好。
可很快就有人跟风仿制，价格被压了下来，利润也跟着变薄了。
他不得不改进织机的效率，改用更细的纱线，织出更密实、更均匀的布面来吸引顾客。也有作坊主尝试联合起来，通过几家合购原料来压低进价。
这种自发形成的互助约定虽然松散，却让他们的成本比单打独斗时少了不少。
朝廷对此的态度是既不鼓励也不打压，只派人定期了解情况，登记造册。
工部的一位主事在一个傍晚的卷宗末尾写道：“作坊日增，活路日广，此为民间自谋生计之举。然若无序，恐生乱象，宜徐徐图之，不可骤禁，亦不可放任。”
那几行字被夹进案卷里，和那些作坊的登记册、工人名册放在一起，像是一道还没有落笔的界限，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被重新描粗。
朱和壁在文华殿里翻看工部送来的作坊统计册，眉头越皱越紧。
他放下册子，对周远清说：“作坊多了，是好事。可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从前百姓种地，春种秋收，日子有个定数。如今作坊里做工，没日没夜的，挣的钱倒是多了，可这日子怎么过才算安稳，朕拿不准。”
周远清想了想，说：“殿下所虑，无非是作坊多了，人心浮动。从前农人只要守着一亩三分地，就能过一辈子。如今做工挣钱，来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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