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规划图，“造船厂要扩规模，需要十万两银子；雪糖厂要买甘蔗、建熬糖坊，得五万两；码头的栈桥、货栈，至少要二十万两。你们要是愿意投，按天津的规矩来——出钱占股，年底按利润分红，朝廷不占你们便宜，但账目得公开，规矩得按朝廷的来。”
“没问题！”张掌柜拍着胸脯，“我们信卓大人！这就回去让人搬银子来！”
除了这批天津投资人外，跟着来的还有江南本地的富商。
苏州的沈老爷找到卓敬时，手里捧着一本账册：“卓大人，江南的绸缎、棉布若是能从上海出海，利润能翻三成。我愿出八万两，参股纺织厂，再捐两艘船运布料，只求能优先拿到出海的配额。”
卓敬看着账册上的数字，笑着点头：“沈老爷是行家，有你参股，纺织厂的原料、销路都不用愁了。配额按出资和运量算，公平合理。”
短短几日，上海就变了模样。
县城里的客栈、饭馆全满了，连周边的农户都推着小车来卖吃食，赚得盆满钵满；码头上的船一天比一天多，运来的不光是银子，还有各地的工匠、伙计，都是奔着工厂、码头的活计来的；连街头巷尾的孩童都学会了念叨“造船厂”、“雪糖厂”，仿佛这些厂子已经立在了眼前。
朱高炽和朱雄英骑马走在街上，看着摩肩接踵的人群，听着南腔北调的吆喝，忍不住相视一笑。
“高炽，这才几天啊，就比天津刚起步时热闹多了。”
朱雄英看着街边一个正在搭棚子的茶馆老板，那老板正指挥着伙计挂招牌，上面写着“津沪茶馆”，显然是从天津赶来的。
“江南的底子本就厚，”朱高炽道，“天津是从无到有，上海是借势而起，所以上海发展肯定比天津更快更好！”
“天津当年起步时，北疆刚平定，百废待兴，既缺原料又缺人手，连烧砖的窑厂都得从南方调工匠，等于白手起家，每一步都得自己摸索；而上海不一样，江南的丝绸、棉布、茶叶堆在库房里等着出路，苏州的织机、松江的纺车日夜不停，这些都是现成的原料和产业基础，不用像天津那样从零开始建作坊、找货源。”
“再说人力，江南人口稠密，懂手艺的工匠一抓一大把，苏州的木匠、杭州的漆匠、松江的织工，离上海不过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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