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史学家是这么分析的：
天下大乱，诸国混战，数百万军队鏖战数年，城池倾覆，百姓流离。表面看似偶发的政治事件，实则是长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制度弊病与生产关系崩解的必然结果。历史，并非由“天命”推动，也非君主一念所能主导。唯物史观指出，一切战争，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无法适配现存政治结构所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
自纪元王朝确立以来，天下数十年无大战，各国因和平积累了大量冗官与僵化的财政体制。尤其纪元王朝本身，其官制重文轻武，虽自称“文德治国”，然实则由大量依赖土地税与商税的“中轴财政”支撑。面对愈加复杂的社会分工与市民阶层的兴起，其财政体制却仍沿袭传统田赋与盐铁垄断方式。
财政冗赘之下，地方割据之势迅速显现。屯田兵团、藩镇军阀、矿山自治集团等半官半民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西山军即是其中一例，其原为纪元王朝南方边防军之一，因多年缺饷，被迫以自筹军费方式生存，最终演化为独立的军事经济体——既征粮、又征税、亦从事贸易、生产武器。
当朝廷派巡抚试图“回收地方财政”时，实际上已经触碰这些军政组织的生存根基。西山军兵变，表面是军事行动，实质是对中央财政压迫下“生存权”的反击。其他如水城屯田兵团、丹水盐铁盟等，也都在财政重负下自行扩张武装力量，成为政局不稳的导火索。
过去二十年内，五国中的三国经历过严重的蝗灾与旱灾。自然灾害打击下，土地集中加剧，大量小农失地。元朝、齐国、民国尤其严重。统计资料显示，在“赤岭之灾”后，元朝一地约40%的耕地归于不足千名地主之手，大量流民被迫外出谋生，成为“佃户”或“雇农”，亦有者沦为军工劳工与盗匪。
而此时恰逢各国军政机关因战争需求而招募“编外劳役”，这些原本无地无依之人，便成为战争的第一批炮灰。在楚国，曾有“农军一策”，即将所有贫农编入边军，许以战功换田地；民国则设立“义勇征粮队”，本质上是以民逼民之征税方式。这种以战争来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短期内维持统治稳定，实则激化社会矛盾，使“起义”成为农民除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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