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本次药品挤兑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不良媒体发布的煽动性报道与断章取义的信息传播。同时，部分医疗机构为抵制医改政策的调整，擅自限供药品，进一步加剧了群众的恐慌情绪。根据江城方面报送的调查线索，这些媒体的不实报道以及部分医院的抵制行为，并非偶然孤立事件，而是存在组织性与预谋性。相关具体情况，仍在深入核查。在事实尚未完全清晰、责任尚未明确界定的情况下，仓促认定责任归属，既缺乏公平性，也有违治理现代化的本义。”
“借此机会，我也向各位反馈一个最新情况。国家医保总局非正式向我省传达意见，他们在经过多轮实地调研与综合评估后，对江城市的医改政策设计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初步决定将其作为全国医改深化试点的标杆案例，计划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借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医改政策本身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价值，出现的问题更多源于执行环节和外部环境干扰，而非政策本身的重大缺陷。”
“在国家层面充分肯定、甚至准备推广‘江城模式’的背景下，我们却要对医改的核心推动者进行追责问责。这难道不是以‘手执尺子却量不准方向’的方式对待改革者，既寒了实干者的心，也为未来的政策创新蒙上阴影吗？”
“难道要用‘手术刀’式的苛刻去削砍那些勇于尝试的‘播种者’，又或者借助‘显微镜’般的精确去苛责那些默默奉献的‘拓荒人’？”
杜家乐的话音刚落，李玄章和雷亮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彼此眼中都掠过一丝诧异与凝重。
他们确实没有预料到，国家医保总局的反馈竟会如此迅速地传达下来。这份反馈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政策回应，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权威背书，同时也如同一面清晰而犀利的明镜，毫无保留地映照出当前治理实践中的成绩与不足。
更为无语的是黄泽泓，他这次好不容易站出来顺势推动对江一鸣的问责，结果却发现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杜家乐接着强调：“我们此次召开会议，根本目的是遵循上级部门的指示与要求，针对此次事件所暴露的各类问题进行系统、全面且深入的剖析，对整个流程进行细致的复盘，并对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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