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见”。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就是“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特别是当遇上艰苦的战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
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记得有一次牟田口廉也在国内任职，曾听到过国内某人对第四师团的分析时就指出过，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
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