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弃。所以并不是所有“名作”拿到古代都会取得很好的反响。具体还要看当时的文学标准和审美旨趣。举个例子，宋宁宗《开禧北伐诏》，开篇即是：“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这样的句子现在看来可能很容易打动人心。在我们现代的审美趣味下，此句可能会被收入名篇名句一类的选本，或者在网络中作为“很帅”的话被转载。但其实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草诏案例。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比类不伦，有失典雅。
按照当时的文学审美原则，皇帝御宇，其言也神。蠢尔蛮夷，大邦为仇。堂堂王师，正大光明，中华正统，竟以匹夫为对，格调卑下。所以同时代的王应麟《词学指南》评其“开禧用兵，诏谕天下，首联云‘匹夫无不报之仇’，何其陋也”。叶绍翁记其叔父初见此句时说：“以中|国而对匹夫，气弱矣。其能胜乎？”（《四朝闻见录??戊集》）此皆知文者。
现代读者喜欢能被迅速纳入到自身理解范畴中的句子。惟其如此，才更容易引起感情共鸣。故而陈寅恪虽极称许汪藻《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但也指出其名句（见作者说）“亦以语意较显，所以特为当时及后世所传诵”。（《论再生缘》）在现代的这种文学风尚下，“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因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就是比“以德行仁，本性诚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经纬之自然”更受欢迎，就是胜于“月齐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顺干而配地，是以广生”这类现在看起来“无甚奇处”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