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所有的研究学者中选拔，它的存在是对实验项目的审批；
第三，青史留名的保证，你们的姓名将用汉文与拉丁文并列刻入《科学英烈祠》，是的，在朕看来，殉道于实验室与殉国于沙场同等光荣。
你们的每一项研究都是造福全人类，这是你们应得的荣誉；
第四，文明嫁接的荣耀，你们将亲眼见证，欧罗巴的智慧如何与华夏的实用理性结合，诞生出人类第三种科学传统。
第五，学术的自由，你们可以研究你们想要研究的，没有权利的束缚和干扰，前提是不能以批评政治为根本。”
五个承诺，欧洲的众学者们呼吸再次急促了几分，眼中满是激动之色。
虽然欧洲是文艺复兴，提倡自由，但实际上它是在宗教、政治和社会的重重枷锁下，一次在夹缝中艰难生长的思想解放运动。
罗马天主教会仍是思想审查的终极仲裁者，宗教裁判所始终高悬利剑。
任何质疑教义、批判教会或宣扬“异端”思想的书籍都会被查禁，出版商和作者面临火刑、监禁的风险。
布鲁诺因坚持宇宙无限论和异端哲学观点，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伽利略因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被终身软禁，若非托斯卡纳大公的周旋，也早就被处死了。
在政治上庇护与审查一体两面，学者和艺术家的“自由”高度依赖贵族、富商或教皇的个人庇护。
庇护人提供资金和保护，但也控制着创作主题和观点。
所谓的文艺复兴只是言论和探索的灰色地带被拓宽了一些，又或者在一个地方被禁止的思想家，可能逃往另一个相对宽松的地区。
文艺复兴的伟大，不在于它实现了自由，而在于它在坚冰上凿出了裂缝。
如今大明皇帝和大明的科研环境与欧洲相比，宽松的不是一点半点。
资金，就算是他们的庇护人给他们提供了资金，但绝不会提供无限量的资金，他们的资助是一种高度理性、带有明确期望的投资或交易。
米开朗基罗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冲突、达·芬奇频繁更换庇护人，都体现了这种不稳定性。
庇护人的出发点是基于声誉与不朽、实用知识与服务、经济利益、宗教与道德资本等等综合因素。
伽利略的悲哀是当他的科学发现触碰到教廷（其终极庇护人）的神学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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