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保国不甘心，说再逛逛，东边那片还没看。
我看了看东边那片摊位，遮阳棚挤着遮阳棚，人头攒动，远远望去像一锅煮开的饺子。
我说行，那就再逛逛。
这一逛又逛了一个多小时。
潘家园的正午不是闹着玩的。
太阳挪到了头顶正上方，遮阳棚只能遮住直线的光，挡不住那股从地面往上蒸的热浪。
水泥地被晒得发烫，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温度。
空气里的味道比上午更复杂了，汗味，旧书味，铜锈味，还多了一股从旁边小吃摊飘过来的炒饼味和烤串味，几种味道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潘家园独有的复合型臭。
时保国的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米色的布料变成了深褐色，贴在他后背上。
他口袋里的迷你手电筒已经被他掏出来又放回去不下五十次了。
他的头发也不像刚来时候那么一丝不苟了，几缕碎发从鬓角耷拉下来，被汗水粘在太阳穴上。
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裤兜里全是汗，大腿根被牛仔裤磨得发疼，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布料和皮肤之间的摩擦力。
后背的T恤早就湿透了，贴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热毛巾。
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骂自己，大夏天来潘家园逛摊，这不是找罪受是什么？
但我们谁都没提要走。
时保国是因为不甘心，我是因为答应了他。
东边这片摊位比西边更杂。
卖瓷器的，卖字画的，卖铜钱的，卖老照片的，卖旧邮票的，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式收音机和手电筒的摊位。
摊主坐在马扎上听京剧，收音机里传出的空城计唱腔和周围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产生了一种诡异的违和感。
时保国在一个卖瓷器的摊位前蹲了二十分钟。
他拿起一个青花缠枝莲纹的盘子，翻来覆去的看，用手电筒照釉面，用指甲抠底足的胎，甚至把盘子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
那架势，看着比文物鉴定所的专家还专业。
摊主是个中年妇女，烫着卷发，嗑着瓜子，一边往地上吐瓜子皮一边斜眼看她。
她大概见多了这种人，架势十足，但最后掏钱的概率跟中彩票差不多。
“大姐，这个什么价？”
时保国终于开口了。
“一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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