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进行。
唐宋时期，这个责任就是在宰相身上。
宰相统筹全局，这样制定出的法律也能够统筹全局。
但是在明初几场大案之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后，律令制这套体系也就玩不转了。
没办法，大明只能从前元身上找出路。
结果就是大明虽然有《大明律》为根本，但是具体在行政的时候，又形成了以六部为区分，法律与行政深度绑定，通过六部制定的各种「例」，来进行行政和司法。
李一元在阅读了大量的敦煌文本后，还是萌生了司法改革的想法。
他也知道，大明朝采用律例制度，也是有现实原因的。
大明朝的时代发展迅猛，律令制度的法律编订成本过高，在以往大明行政体系下，是很难及时根据时代发展而修订律法的。
所以以「例」为司法判决的基础，及时用新的司法判例来补充上法律的漏洞，其实本来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实际上，这种操作到了基层却变形了。
大量基层官员，在科举的时候只读四书五经，并没有司法实践的经验。
然后他们就被扔了一本《大明律》，送到地方上去主持一个县的司法工作。
他们根本不熟悉那些「例」，这些复杂的特别条例，都藏在很多刀笔吏世家的「家学」中，藏在讼师的传承中。
地方官员想要按照《大明律》断案，这些人就会掏出各种「例外」来，忽悠得地方官员晕头转向。
律法成了经文，这些刀笔吏和讼师成了释经人，要怎么说全凭他们一张嘴。
这也是这一路上，李一元最深的印象。
这样下去，绝对会影响大明的根基。
不一会儿，经历官徐叔礼冲进来。
「大捷！通政使大捷啊！」
徐叔礼连忙说道：「张统制官已经解哈密城之围，还生擒了叶尔羌汗！」
听到这个战果，李一元彻底放下心来。
这场大捷甚至要比他预想的还要彻底！
生擒叶尔羌汗！
西域这些王国，本身就是依靠国主个人的威望建立起来的。
叶尔羌汗被擒，就意味著叶尔羌王国其实已经瓦解。
而且叶尔羌汗在手，大明就可以对西域做很多的事情。
李一元连忙说道：「速速安排八百里加急，向京师报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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