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郡太守权限大的吓人。
太守之位类比九卿，是两千石的高管。
秦朝的时候将天下设置为郡县来管理，后来到了汉代，继承了这样的制度。
可以说郡县的太守，并不亚于皇亲国戚分封的诸侯国多少。
汉宣帝曾说过，“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由此可见一斑。
太守秩二千石，治行卓异者往往直接征为公卿，公卿罢政，也往往出为太守。太守权力非常大，所属县令、县长的任免均由其荐议，郡府各属吏均由太守自己从本郡人中任免，掌握虎符，竹使符，以此节制本郡驻军。
可以说太守是汉代地方官员中，手握行政权、军权、司法权三权合一的超级大官吏，所以一郡太守就宛如后世的割据军阀，中央朝廷掌控能力稍有些问题，就闹腾起来。到了现在，也才出现了什么多少路诸侯讨董的局面……
太守权利过大这个病症，原本汉代中央政府也没有放弃治疗，先是下了一贴刺史的药，启用不少年轻人来担当这个职位，从而对太守进行制衡，但是后来就逐渐从中央指派沦为了地方推举，从监察官职变成了地方官职，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在汉灵帝时期，汉室宗亲刘焉给汉灵帝陈表上书，启用宗室、重臣为州牧，在地方上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大权以安定百姓，被之称“废史立牧”。也正是这一个刘焉，正式领到了第一个州牧名号，益州牧。
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都是凌驾于地方长官太守之上的职位，在最初的中央指派轮换制度地下，刺史还跟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奉诏六条察州”，但是现如今州牧、刺史往往侵吞了地方太守的权利，染指于军政，成为了新的，更大的地方性军阀。
有权利争夺的地方，自然有抗衡出现，所以，地方太守和刺史的关系一向都是若离若合，利益相关的时候同穿一条裤子，利益相悖的时候提上裤子就翻脸的也不再少数。
因此，张邈刻意交好孔伷以及将斐潜诳留在酸枣，也就是为了抗衡新来的兖州刺史刘岱。
而此刻，斐潜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斐潜心里依然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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