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一万贯钱往里边存，而且就算存的这些也要在近日陆续花光，之后这柜坊经营成什么样，他才不在乎呢。
“昨日所见王元宝也非庸人，况且其人并无世祚相传，凭贩利致成豪富。但今观其洛阳所为，却是拙劣技穷，你知是为何？”
张洛心中还有些不解，又望着魏林询问道。
“此事我也问于市署同僚，听他说王元宝之所以不计成本的豪掷钜万在南市造设柜坊，所贪图还并非只是市中人家存钱入柜的抽佣，更重要还有来自江南的租物！”
魏林的态度还算诚恳，在得知自己的建议有可能给雇主造成损失后也在想办法进行补救，昨夜几乎腆着脸拜访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市署同僚，将王氏柜坊的内情详细的打听了一番。
“江南租物？”
张洛听到这话后心中不免更加好奇，这王元宝区区一介商贾，居然敢插手大唐的赋税体系？
魏林点了点头，然后又低头将自己所打听来的内容稍作梳理，而后继续说道：“江南地远，凡所贡赋物料的输给皆需仰仗河渠漕运。庸调还算轻物，租物运输便非常的艰难……”
唐代在施行两税法之前的主要赋税方式就是租庸调，其中庸、调所收取的都是纺织品，绢布丝麻之类，而租则是收取粟米粮食作物。
但是在古代这种物流运输条件下，想要运输大宗的钱货物品难度实在太大。
张洛之前积攒下两千多贯的钱帛都愁的不知该怎么存储和运输，一个国家的赋税物资运输那就更不用说了，哪怕举国之力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尤其赋税的征集收取和运输进奉又有着比较严格的流程和时间的限制，也就使得漕运在唐朝一直是一个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距离统治核心路程遥远的江南地区就产生了一个折中的方法，那就是收取租物的时候用布来代替本该缴纳的租米，毕竟布的运输难度要比粟米粮食小得多。
《史记》中都有“千里不贩籴”之言，时下更有“用斗钱运斗米”的说法，足见漕运成本之高。
江南以布折租的做法倒也不是唐代首创，早在南朝便有此渊源。但布终究不是法定的租物，所以这些布在被运抵洛阳附近后，便就地购买当地所出产的粮食，用于上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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