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否则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就这样，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各打几十大板”的警告。
在调停之后，官府不知道为什么，还喜欢刻碑记录，称为“工价碑”。上面会刻上调停结果，并宣布各方都同意遵守，永不更改。
当然，现实是，这类结果经常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双方一般很快又会相互不满，再次打起来，而官府也会再次调停，重复上述步骤。由于这种事情重复的次数太多，在江南地区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永不更改”碑，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同时代的英格兰，打砸机器都会受到严惩。议会甚至专门设定法律，允许对破坏机器的人处以死刑。但在同时期的江南地区，官府却对此并不热衷。
哪怕是这种大规模殴打工坊主的事件，官府也坚持定性为极少数“流棍亡命”在其中使坏，专门“东挑西拨，借景生端”，才引发矛盾。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会被处罚，连领头的“亡命”一般也就是遣返原籍，或者枷号示众。
说到底，官府对于保护工坊主利益，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是非常注重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只要不打出旗号造反，官府根本懒得冒着风险去镇压。一旦工匠的行动声势浩大，还会主动牺牲商人利益，迫使他们满足工匠的条件，以防止事情闹得更大。
在郭康前世那个时代，流行着一句话，叫谁赢老百姓支持谁。但从历史表现看，官府才更像是谁赢支持谁的。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哪一方更能打，他们在矛盾彻底激化之后，可能造成的破坏就可能越大，镇压的代价也就更高。所以，只要不触及底线，官府就下意识地更偏袒这一方。
在江南地区的商匠矛盾中，商人的表现十分不堪。他们豢养的行会打手和黑帮势力，在成群的工匠面前几乎没有存在感。前后几百年，就没见闹起来之后能起作用的……所以官府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现象，甚至不止出现在地方官府，也不止在对付私营工坊的时候才这样。
乾隆年间，京师地区，户部宝泉局的工匠发生叫歇，引发了童光荣案。这些工匠负责为户部铸造钱币，属于重要的官府直营工坊。由于朝廷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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