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税收很少是用公益服务的。所谓税收，就是敛财以供统治之用。人民的疾苦，社会的改进极少过问。近代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民生福利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王朝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在供养皇室、养兵、养官这三方面。即使这样，但凡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闹出“国用不足”来。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派。每一次加派，对各层官吏来说，都是一次增收的狂欢，对下面的普通百姓来说，则是一场灾难。
以临高而言，虽然大明政府每年要从这里取得七千多石的正项粮赋，但是很难看出百姓们每年缴纳的这些皇粮国税到底给这个县带来了些什么，二百年来，政府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只有一处，文水桥大约算是政府办得一件实事工程了，但二百多年了也仅此一件而已。
百姓们的养活了政府。除了最基本的苟且偷生的“粗安”之外，这个政府没有给临高百姓带来任何好处。救灾，靠得是民间的“义仓”；御匪，要老百姓自己执戈上阵当乡勇。虽然每年的七千多石粮食中的三分之一是直接用于海南岛的驻军的“协饷”，但是临高陆匪海匪肆虐的时侯，百姓们是指望不了这些他们养活的官军出来“剿匪”的。
穿越政权要取信于民，就得打破这一传承了千年的模式，把真正的近代化国家的体系建立起来。老百姓也许是愚昧的，但是在自己的利益上是绝对不傻的。他们看得出谁才是真正为他们办事的，为他们谋福利。
会议一开始，首先是由本县的县丞讲话。吴亚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场面：他只有在公堂上审案的经验，那是原被告都跪在下面不敢看他，最多也就门外有些看热闹的闲人而已。现在自己和一群“髡贼”肩并肩的坐在一起，下面还有好几百地方上的人物看着他。
幸好发言稿已经由王兆敏帮他写好了，只要照着念就好了。这篇不痛不痒的发言稿是经过穿越方审查过得，确保里面没有包含阴谋。
关于讲稿的内容，双方有过一次讨价还价，穿越方自然希望临高县衙对他们的支持是“旗帜鲜明”的，而吴县令则希望话含混不清，越模糊越好。于是王兆敏的这篇稿子，是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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