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庄家人的奔走，张应宸首先给自己的教派“洗白”。他自己有度牒，从琼山过来的三名宣教士全都有对外情报局通过广州站弄来的正式的道士度牒。
明清时代的地方官府对僧道有着很高警惕性，特别有游方僧道，在官府看来简直就是潜在的罪犯和煽动分子。所有州县都设有僧会司、道录司专职管理僧道，僧道外出游方，理论上都要有当地的僧会司、道录司开具路引文书，这样到外地游方挂单才算是有正式的身份。要在某地挂单也得报请当地的“有关部门”备案。
虽然明末这套制度已经不怎么严格，但是张应宸认为还是做到手续尽量完备――以免官府以此来揪小辫子。
首先是将“云升观”正式变为道观――在庄家的运作之下，外加张应宸不吝使用银子，很快就办成了，随后，又把三个琼山来的宣教士列为“正式编制”。张应宸将其中一个最为机灵，官话最好的老童生封为主持，由他主持对外工作。
这么一来，他在沂州当地就有了合法宗教场所。随后张应宸投入资金开始扩建道观――大灾之年，用工极其廉价，除了少数技术工之外，绝大多数工人只要给口饱饭吃就行了。
接着，他和庄家合办的医药局也开张了。一时间，新道教在沂州如火如荼，声势大增。信徒不断增加。南无量教在当地的各个分坛开始瓦解，许多香主、司香开始倒戈――有的是因为慑于他“法力”的传说，有的则是迫于财力窘迫。这二年水灾频繁，官府的税赋又重，许多充当香主、司香的小地主和富农已经不堪重负，而教里本身又有许多的“供奉”、“香仪”的摊派――虽然他们能够向基层教徒摊派，但是普通教徒状况更差，压根拿不出多少钱来。水灾之后，尽管从总坛也拨来了救济钱粮，但是落到他们手中的寥寥无几。反而又被坛主用“赈济同道”为名，勒索去了不少钱粮。
张应宸从倒戈过来的香主们那里知道：现任的沂州坛主马三畏本地一个土霸――所谓土霸，近乎于地主和土匪的混合体。靠着一身的硬功和手下数百打手，在当地很有势力，官府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他看南无量教在本地声势渐大，信徒又多，便起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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