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鼎峙，予三人常往来，讲学期间，藏修十余年。”王阳明致信湛若水时称：“叔贤（方献夫）志节远出流俗，渭先（霍韬）虽未久处，一见知为忠信之士，乃闻不时一相见，何耶？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容易失却此大机会，是使后人而复惜后人也！”可见王阳明对三人的论学期待之高，希望他们珍惜机会，时时相聚，为后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话。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理学大家、仕途显赫。湛若水历任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创立了理学的“甘泉学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并称为“王湛之学”。而霍韬与方献夫、梁储，同称为明代南海县的“三阁老”。
有明一代，广东官私书院总共超过二百九十所，远超唐宋元三代之和，南海县就有十八所。虽然受明代政治斗争的牵连，全国各地的私办书院在嘉靖、万历两朝都受到禁毁，广东书院在天启、崇祯两朝书院数量已经回落，讲学之风式微，但书院存在的意义便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预备队，同时还承担着民众和整个社会起到潜移默化、化民导俗、推行封建伦理的作用。书院的学规、规条、章程甚至连书院的楹联、碑刻、匾额都透射出某种价值意义和教化作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徒和民众，对他们的人格、品德以及性情产生重大的影响。嘉靖初年，广东提学使魏校把广州府观音阁、悟性寺、迎真观、天竺寺和仁皇寺改为濂溪、伊川、明道、崇正、晦庵五所书院，并祀奉周敦颐、程颐、程颢和朱熹，书院的祭祀活动向社会开放，除了书院内部人士外，官员士绅、学者、普通民众也有机会参加，不同阶层的社会人员参加书院的祭祀活动，其实就是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儒学的洗礼，书院祭祀的影响远远超过追悼先贤、传承学术的范畴，可以说起到了与西方教堂类似的作用。
已在明中叶一百多年时间里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并创造出自己思想文化传统的广东人，再也不自视为南蛮之人。他们可以与最为顶尖的理学家谈道论学，也可以与文坛巨子酬唱往还。伴随着讲学之风式微的，是文学之风兴起，广东诗社鼎盛。嘉靖至明末，广州府城的诗社大大小小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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