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旧账、又引发了一定民间议论的个案，相关部门在审理时，肯定会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不会简单地‘一刀切’。”
萧子山顿了顿，拿起那顶被他试戴过的巴拿马草帽，似乎随意地看了看，又放下，语气变得更加语重心长：“不过，你也要提醒她们，尤其是何姑娘――我记得她是广州调来的妇女干部吧？是个苦出身的好同志。既然是同志就要相信元老院的法律程序，不要听信传言，更不要私下有什么……不合规矩的举动。一切要建立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个人的同情心，可以通过合适的渠道，比如……嗯，如果她们确实了解一些对全面判断案情有帮助的、关于当事人处境或旧案背景的信息，可以整理成书面材料，通过万紫阁的正常工作汇报途径，或者……请洪主任斟酌后，按程序转交嘛。这才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是对元老院法律严肃性的维护。”
他出了一个“出口”——书面材料，通过“正常途径”或洪璜楠转交。这既堵死了她们可能想走的私下请托门路，又将后续动作的主动权和责任，部分转移到了洪璜楠身上，同时依旧维持在一个“反映情况”的合规框架内。如果洪璜楠觉得有必要且无风险，自然会去操作；如果觉得不妥，也可以按下不表。至于这材料交上去有没有用、有多大用，那就不是他萧子山能保证的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恢复了平常巡视工作结束时的姿态，笑容可掬：“总之，事情我记下了。让她们放宽心，把心思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上。元老院处理复杂问题，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老洪那边，你也替我带个好，说他这店弄得不错，用心了。”
一番话，有安抚，有原则，有看似可行实则模糊的指引，既给了沈晚书和她背后的女人们一个可以交代的“说法”，又将自己和办公厅牢牢定位在“知悉情况、原则上关注、建议合规反映”的超然位置。至于周素娘的命运，此刻在他口中，已暂时化作一个需要“综合考量”的“复杂个案”，沉浮于元老院庞大官僚体系的海洋之中，等待下一次可能或不可能出现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