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的办公室在乡政府后院，三间平房漏着风，窗玻璃裂了道缝，用报纸糊着。王会计把报表摊在褪色的办公桌上，油墨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查报表要看三个对不对得上——村台账、乡汇总表、录入数据，有一个对不上就得打回去重核。"他戴着眼镜，手指在"超生罚款"那栏敲了敲，"这数字太整，八千八百八？谁家罚款能正好凑吉利数？十有八九是估的。"
朱娟负责的两个村报表更乱，有张出生登记卡上，"母亲年龄"填的是"二十八"，"民族"却写成"汉八"。"这是笔误吧？"她用指甲划着那个错字，脸红到了耳根。王会计摇摇头，从抽屉里翻出本泛黄的《统计手册》："计生报表没笔误，错一个字就可能是漏报。"
我们查完时，窗外的月亮已经挂在电线杆上。乡食堂的师傅煮了锅面条，卧了几个荷包蛋，蛋黄是散的，蛋白带着点焦糊味。王会计吃得最快，筷子在碗里扒拉着说："当年我在冷家乡，为了一个漏报的出生人口，带着人在山里找了一整天，最后在岩洞里找到那户躲生的人家，孩子都生下来三天了。"
夜里住的乡旅社，被子汗味混着脚臭味往鼻子里钻。蚊子从纱窗的破洞里钻进来，在耳边"嗡嗡"叫，像白天国道上的货车。用花露水往身上喷，瓶罐碰撞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
第二天清晨，额头多了两个红包，痒得钻心。乡服务站的护士给了半瓶酒精，喷在包上时，凉得人一哆嗦。吃早餐时，朱娟的眼圈有点黑，喝粥时勺子都在晃："我妈总说，干计生的是'上辈子欠了债'，这辈子才天天追着人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