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位极端理想主义者和左派狂热分子。杨兰正是抓住任总这个特质，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他。记得有一次我们双方开互动会后任总在棒槌岛宾馆请客，当杨兰去敬酒时，已经有点喝高的他笑着拍了一下杨兰的肩头、对我们说道：”当一个女孩子不怕自己当女孩子，你也不把她当女孩子时，你对她的能力就只有欣赏和佩服了！”。引发酒桌上所有男士的哄笑。但杨兰却丝毫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坦然接受并一口干了二两一壶的竹叶青，“知我者任总也！”。
二是凭我在卫利行时与陆市长建立的关系、拿下蓝城时装节特刊。杨兰带着她的助手把天津街的服装商户扫荡了一遍，生生拿回四版20万元的广告费。
三是她谈下了蓝城最大的民营船运集团华盛公司一年的广告代理权，与朝鲜族的郑老板成了莫逆之交。有一次他请我出面请老郑在一家地道的韩国烤肉馆吃饭。卫利行当年与他有大宗合作，因为我不管业务所以和他们公司没啥交集。但彼此互有耳闻。所以这顿饭吃得不是甲乙方的感觉，而是彼此的面子。席间才得知杨兰与郑老板竟是不打不相识。原来她之前并不认识郑老板，凭着已经过期的《海南经济报》记者证硬闯郑的办公室被秘书粗暴拦阻。正赶上郑从外面办事回来碰上就问怎么回事？杨兰当场放言说：“郑总，你敢不敢给我十分钟，如果不能让您感兴趣，我自己滚出去！”。郑反而被她逗笑了，心想小丫头挺猛是个人才。并顺便问了一句：“你的老板是哪位？”，“我的老板叫朱冷波，原卫利行的副总。”，杨兰顺口接道。结果这一谈就是近一个小时，还真把郑打动了……
四是九十年代最时髦的企业新年礼品就是广告挂历。她一个人就谈下十几个蓝城企事业单位的单子。那时全国的广告挂历都要去深圳印制。中间还发生一件巧事，上海一位诗友李冰也做这个业务，印刷厂竞把他的货发到了我们公司。当我和他说明情况时双方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一阵大笑！为了表达对杨兰业绩的奖励，我派她去深圳出差一周也算休假。业务做完结算时也把利润全部让给她。也许她认为那是她应该得的。
所以，我对杨兰一直心存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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