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这边却未消停，他要求迅速推进经济自由化，并且携带了一大批西方记者对他进行报导。弗里德曼夫妇在首都留下合影，大肆炒作，将自己描述为那种进入了某个原始国家，捍卫原教旨主义的斗士，这种主动把学术争论扩大化的举动让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词。
比如，在《时代》杂志的周刊上，弗里德曼大谈特谈「新价值观」，他公布了自己和朋友之间的信件，「我认为中国人邀请我来，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无法想像的奇闻！」
有人向他询问，如果市场发生通胀如何处理？
弗里德曼说：「政府本身就是通胀的根源，通胀只能通过完全自由的市场，而且是纯粹私人市场才能治愈。」
这些话显得过于绝对了，就连相对媚外的九十年代初，众多学生也感觉很不得劲，批判多于赞扬。
一个学生提问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完全自由化的经济反而催生了德国的分裂，引发了物价的大飞跃！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美国的体系？这是一种受到贪婪驱使的体系，受到贪婪驱使是一种好的想法吗？」
弗里德曼把头歪到一边，咧嘴一笑：「告诉我，你知道有没有不靠贪婪运作的社会？你认为东德人不贪婪吗？如果你想让大众知道哪里最糟糕，那就是那些偏离自由市场原则的社会。」
「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既不计划，又不自由，主要是他们还不够自由。
，紧接著，弗里德曼把宝贵的讲座机会，用于传播自由市场福音，来听取他讲座的人一次比一次少。
另一个经济学家托宾开始忍无可忍：「弗里德曼先生，中国人之所以邀请我们来，是为了从我们这里找到一些真知灼见，但你总在谈论学术之外的事情，你又明知道这一切不可能发生，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弗里德曼转身道：「这就是我生存的方式，这就是我为什么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那个人，我和凯恩斯站在一起。而你只是凯恩斯的拥护者一虽然都是诺奖获得者，但我们天差地别！我们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学术上，而在于如何塑造自己的威望。」
结果，他的行为引来了余切的关注。
十月中旬，就在余切又一次拜访胡岱光时，他遇见了历一宁。在过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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