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雇佣兵”，但也确实做出很多贡献。
马识途和飞虎队这帮人见得不多，但每一次都很关键。他们在四十年代成为朋友，八十年代开放后又见了一次，再之后则是新世纪初：
于是，马识途在大陆这边出版了回忆书籍；而美国的飞虎队，和飞虎队的队员们，则成立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建设了飞虎队友谊学校——专门为那些致力于中美友谊的美国青少年进行航空培训。
马识途恰好经历了一个甚至两个完整的周期：从敌人到朋友，从朋友再到敌人。
马识途对这些事情，说来十分感慨：“我这一辈子是很有趣的，我年轻的时候读书并不比你差，我第一次就考进了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央大学。然后，在组织的号召下，我改换门庭，又考取了川大和西南联大，川大出榜早，我很快在川大读书了……”
“再然后，组织希望我能在西南联大潜伏下来，我又从川大退学，重新就读西南联大，我正是在这个地方，和这些美国‘飞虎队’，也就是美国来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飞行员们，进行结交。”
“一开始这种结交是有意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在那时发展成了真正的友谊；再之后，局势动荡，国家对立，我们成为敌人；前些年，我们又成为朋友……”
说到这里，老马忍不住慨叹一声，“唉！我怀念我的地下d生涯。”
他道：“我一直没有说过最喜欢你什么小说，我最喜欢的是《出路》。我们有很多老人，喜欢你的《出路》，不光是因为你写了大团圆，还因为你在其中隐约透露出一种对积极进取的人的同情……你隐隐的赞叹那种生命力，其实我悄悄的告诉你，我也这么认为。”
“我们都有自己逐渐形成的一个价值观，和不可逾越的雷区，不论是什么人也不能破坏它。”
余切听得很认真。
京城作协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余切也参加了活动。这次研讨会地点就在“小西天”电影院——对，就是之前燕大学生聚会的那个地方。
为啥要搞研讨会呢？
《京城文艺》的李铎觉得，将来可能有一批专门负责为影视化来创作的作家，因为现在的作家薪酬体系当中，编剧的工资要比写小说的工资高得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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