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宋朝的制度不仅不“先进”还很畸形，无法复制或者借鉴，而大明又有自己本身的问题，商税制度一直是不成熟的状态，无法扩大规模形成良性循环，反而引起了不少纷争。
而据顾横自己这段时间了解到的“关税”问题，“关税”设置的关卡太多，增加了流通成本，不仅引起民怨而且反而减少了商税收入；
又比如收税标准也不成熟，对贪官污吏来说可操作空间太大，这些标准反而变成官僚向底层百姓收刮民脂民膏的捷径。
明朝又没有将大部分流民招募进军队的传统，故而农民活不下去了，还是可以聚集起来占山为王，来反抗一把的。
这又导致大明历代皇帝对农民加税会更加谨慎。
农税、商税都不好加，加上古人思想的局限性，一些改良派只反对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却提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导致税制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最终夹杂着辽东战事、党争、天灾、农民起义等各种问题而拖垮大明。
顾横到现在才明白，自古以来，为何自己和很多人都会犯以今论古的错误，是因为完全没有意识到古人的时代局限性。
对于他们而言，任何改革的难度都是相当大的。
顾横突然觉得从前在现代的自己，看来是被洗脑了，执着于明末商税，误区很大一部分是跟宋朝有关。
毕竟宋朝商业发达，自己认为商税可能超过了农税，而且还觉得宋朝的制度可以借鉴给明朝，看着好像不是什么难事，其实现在知道是难于上青天。
在清朝雍正皇帝推出摊丁入亩的改革政策之前，拥有更多人口而土地更少的农民始终是主要纳税承担者，没有人能想到向拥有更多土地的地主多收税，即便像张居正那样改革迈出了一小步也很快被淹没了，难度可想而知。
这样一对比，顾横发现都不容易，原来之所以现代人能站得高看得远，因为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