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主张的核心是采取极端的屠杀政策，消除各种反抗。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你义父最后选了汪兆麟的主张，是吧。”顾横这番话，不像问而像肯定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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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当时义父连声称赞汪的主张：卿言是，卿言是。”
“可是当时义父身边有很多人是不赞成这一做法的。我也曾极力劝阻，痛哭流涕，希望义父有所收敛。”
“大哥孙可望闻知成都百姓遭到滥杀的消息，十分痛心，并为大西朝廷的前途命运而忧虑，说：有王无民，何以为国！”
“另有一位跟随义父多年不愿直书姓名的人，上书规劝道：本人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即行杀戮，不留尺寸作为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可谓语重心长，可惜义父当时听不进逆耳之言。”
李定国越说越痛心，眼前“劲风如刀雪似剑”，让他有些不想再回忆了。
顾横却在此时开口道：“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小朝廷，对于坚持为敌、拼死反抗的官吏乡绅毫不留情地给予镇压，这是必要的。”
“非如此，就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建立自己的秩序。”
“可是你义父张献忠却没有想明白，镇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镇压极少数人的反抗，目的是为了建立合理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也就是说，新朝廷必须比旧朝廷具有优越性，能为更多的人带来实惠。”
李定国听了，叹了一口气，还是开口继续道：“然而，在四川为义父所杀的人中，有不少并不是大西的反对派，而是因同类人中有个别人有反大西行为而遭株连。”
“最为明显的便是在成都发现诸生颜天汉与李自成有联系，就以录用文武全才为名，调集全川进士、举人、秀才到京参加面试，结果将5000余名士子杀于青羊宫。这就是百姓们所说的特科事件。”
“还有不少是已经归顺并在大西朝廷里担任职务的人，有的是有某些小过，有的只是怀疑而被杀掉。”
“有文人记载说“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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