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如何具体构建一个不被商贾反噬、又能有效监管的海运体系，确实缺乏深入研究和实务经验，只能缓缓道：「二位先生所虑，自是国政之重，但因噎废食岂是智者所为？朝廷既知弊端，便当思更周密之法度、择更忠直之能臣、行更严苛之考成，而一」
「守原公。」
潘思齐温和却坚定地打断他，愈发恳切道：「更周密、更忠直、更严苛，说来容易，行之何难？足下先前提到前岁漕督衙门之巨案，此案发于运河，尚有驿站塘马可通消息，尚有沿河府县可作策应，监管之力百倍于海运，犹不能杜绝硕鼠成群。试问，若将这千里命脉置于朝廷耳目难及的汪洋之上，其风险又将放大几何？此非更」字所能弥补，乃根本之难也！」
他用云崇维屡次提及的漕案反证海运监管的难度，这一手极具杀伤力，堂内儒生听得深以为然，就连一些原本摇摆的中立者，此刻也觉得云崇维过于理想化。
站在一旁的朱颐接过话头，捻须道：「守原公，民以食为天，国以赋为脉。运河之重，在于保漕粮无虞，按时按量抵京，此乃维系京畿百万军民和九边将士口粮之根本。海禁若开，其最大之患便在于无常二字，且听老朽剖析之。」
云崇维正色道：「请。」
满堂目光聚焦在朱颐身上，就连薛淮都认真地听著他的长篇大论。
「海上风云瞬息万变，飓风一起樯倾楫摧，整船漕粮便尽付东流，漕粮有定额定限，误期则京师震动边关告急。海运遇阻信息断绝，朝廷如何预知？若数船连损缺口巨大，难道要临时再向东南加征？此举徒增民怨，更易引发恐慌，以致米价腾贵京师动摇，此其一也。」
朱颐目光炯炯，继续高声道：「其二，海运成本岂止载具之费？为防海盗倭寇，商船需要武装，水手亦需精壮勇悍，此等投入耗费极大，最终必转嫁于漕粮成本或朝廷税赋。运河虽有纤夫河工之苦，然朝廷百年经营自有成例可循，大体可控。海运初兴诸事草创，其靡费恐远超预期，此利又从何来？莫非又要加赋于民？」
「其三，方才守原公痛陈三十万民夫之苦，然海运若兴，此三十万依赖运河为生的纤夫、河工、码头脚夫乃至沿途依托漕运而兴的旅店商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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