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最为沉重：“第四，也是最严重的一点。举报信反映，你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私下对D的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发表过怀疑和消极的议论。例如，对‘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方针，你有过‘有些具体技术路线是否完全适合我国国情，可以讨论’之类的言论。信中还说，你对当前一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提法，流露出同情和不理解的情绪。建国同志，这些都是涉及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你必须向组织坦白交代清楚！”
如同一声惊雷在王建国头顶炸响。
他的脸色瞬间白了，后背渗出冷汗。
前面几条，虽然险恶，但毕竟是工作作风和用人问题，他尚可依据事实辩驳。
可这最后一条，直接扣上了“对D的方针政策有怀疑”、“同情右倾言论”的政治帽子！
在1957年春夏的这种政治气候下，这顶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人，无论他过去有多少功劳。
巨大的震惊和愤怒过后，是极度的冰冷和清醒。
王建国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的“群众意见”或“过激批评”，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瞄准他政治生命的构陷！
风格与当初戴立春那种利用工作矛盾正面施压截然不同，更加阴险，更加致命。
写信的人，不仅了解部里和项目上的情况，而且深谙政治运动的要害，知道在“鸣放”背景下，将工作问题与“对D的政策有怀疑”这样的政治立场问题挂钩，会产生多么可怕的杀伤力。
是谁？
戴立春倒台后残余的势力？
自己因为坚持某些技术路线，或者因为保护陈经纬等人，挡了谁的路？
或者是……
沈星雨那些尖锐批评，触怒了某些高高在上的人物，而自己作为沈星雨的直接领导，成了被迁怒、甚至被用来“杀鸡儆猴”的靶子？
电光石火间，他脑子里闪过部里那位以保守著称、曾被沈星雨不点名批评的郑副部长。
最近在讨论那个全国性生物产业发展规划草案时，自己确实提出过“在坚持自力更生、学习毛熊的同时，也应适当关注西方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作为参考和借鉴”，这与郑副部长坚持的“全面、彻底学习毛熊”的基调略有不同。
当时郑副部长只是淡淡说了句“要注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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