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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弗雷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现代法国」的形象上：世俗学校、公共教育、铁路、电报、行政体系、医学、科学、共和国公民道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信念：旧王权和教会不能带来的秩序，现代国家可以带来；旧式信仰不能解释和改善的苦难，科学与教育可以慢慢解决。
共和国要向法国人证明，你们不再需要国王和神父了，共和国给你们学校，给你们医院，给你们铁路，给你们选举权————这些东西比向上帝祈祷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里的小城「布雷兹」偏偏让这套信念变得难堪。
医学在那里里厄医生每天出诊，量体温，统计数字，组织隔离—可死亡照样一天几百个。
制度在那里—市政府开会，讨论，发通告，下命令—可该慢的还是慢，该乱的还是乱。
电报在那里——可电报传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数字，不是驱散瘟疫的希望。
科学在那里—可科学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个孩子死了，隔壁那个老头却活了下来。
【共和国最恐惧的，不是君主派复辟，而是被人民发现它无能为力。《鼠疫》说出了这个恐惧，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安慰。】
这才是让拉弗雷真正愤怒的地方。
莱昂纳尔以前也批评过共和国：反对殖民政策，支持教育改革，骂过政客，讽刺过官僚————但那都是在共和国的信仰内批评。
你可以说殖民政策不对，但你仍然要相信共和国能改正；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够彻底，但你仍然要相信教育有用；你可以骂某个政客无耻，但你仍然要相信制度能把他换掉。
可《鼠疫》不一样—
它动摇了共和国最需要维护的一种信念：灾难可以通过理性、制度和进步被管理。
如果一场瘟疫就能让一座城市瘫痪，那铁路有什么用？电报有什么用？统计数字有什么用？
如果医生自己都不相信能战胜死亡，那医学有什么用？
如果共和国连一场瘟疫都对付不了，那它和旧王朝有什么区别？
拉弗雷没有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但每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都听到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教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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