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官场，首先要拿到官场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后继成本。
在捐纳体制下，初始成本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根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张集馨从5岁入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家族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
道光元年(1821年)，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意外，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1829年)，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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