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推崇匡衡的经学造诣，所以与匡衡相交甚厚。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匡衡攀上了太子这个高枝，自然是官运亨通。刘奭即位之后，就给匡衡升了官儿，从太原郡调到了长安城，从小小的卒史，升为了郎中，成为了皇帝身边的近臣。再后来，匡衡一路高升，从郎中到博士再到给事中，匡衡完成了三级跳，从专注于经学的学者，转变了成了一个政治人物，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属于他的仕途。
给事中在西汉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官职，虽然品阶不高，但却有着上谏议政的权利，下可以纠察百官，上可以直谏皇帝，相当于后来咱们所熟知的御史。
这个身份给了匡衡机会，使他的发言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和皇帝讨论经学，而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
对于这样一个机会，匡衡当然不会放过。借着和汉元帝长久的接触了解，此外再结合当时自己从底层上来所看到的一些朝堂之上少有看到的顽疾。
匡衡给汉元帝直接来了一套忠言直谏：
“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汉书·匡衡传》
其实内容也都是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关键在于别人都不敢讲而匡衡他讲了。
因为在汉元帝之前，汉宣帝刘洵采取的是一个严法治国的策略。匡衡提出来的“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多少有点不满汉宣帝施政的意思，搞不好就是一个大不敬之罪啊。
但匡衡很了解汉元帝，知道他柔仁好儒，不喜严法，好施德政。而且在以前的攀谈中，匡衡也知道汉元帝在登基之后，就一直想推翻先帝的做法，采用儒家思想，推行德政。只是苦于这多少有些不孝的味道，不知从何提起。
所以，匡衡这一次的建议，算是给了汉元帝施政的一个借口。汉元帝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匡衡又被升官了，从五品的给事中变成了二品光禄大夫，专门掌控议论之责。其地位很高，仅次于三公。在监察这一系统里面，他的权力也就是比御史大夫小一点。
很显然，此时的匡衡，已经进入了西汉朝廷的权力中心。当然，这还远不是匡衡的巅峰。没多久，狂很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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