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不知，以为朝廷会另给奖金，他实在是指望着有一笔奖金就好。
曾国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儿哭穷，不大可能是“作秀”：一来不合老九的性格；二来瞒不住也不必瞒哄家人。到了光绪年间，老九甚至还表达了“做官完账”的急切心情：
光绪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给曾纪泽写信：“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
五月十三日再次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写信说：“八年闲居……负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对他们说：“邓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个月之久，亦为省钱与应酬起见，可见英雄所见自古相同。”十天后，又说：“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
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诉曾纪泽：“余用度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账。借账完账，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以可久欠之账完宜亟完之账。如此周转，究系正办……”
一代名将，落到“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的地步，怎么可能想像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光绪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账”，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而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老九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那里借三百两银子。
二、曾老九贪名成因平议
作为一代名将帅，老九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传言给老九声名带来极大损坏之外，老九的贪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老九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
一是为了“赴兄急”。
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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