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之征调，受征中国平乱。
因为有了天可汗组织，公元七世纪“国际道义舞台”就此成为“中国领衔”表演。日本人称此时的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亦非虚语。“烈烈王者”所向披靡。
弱国被强国欺凌，大唐岂能坐视不管?
唐高宗欣然接受了卑路斯请求，马上设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内的扎博勒)，以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将波斯与大唐“安西都护府”连成一片。然而，由于波斯都督府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波斯全境不久终被大食吞并，波斯都督府也无法独存。公元670年，高宗招卑路斯入朝，授“右武卫将军”衔，命人修建长安波斯寺，卑路斯与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先后定居长安。
尽管大唐没能帮助波斯复国，但摄于大唐之威，阿拉伯大军终究未敢穷追卑路斯到中国内地。扶弱济困、主持正义的大唐帝国，还是赢得了弱国的尊重，“天可汗”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而且在军事上，基本保持着对大食的绝对优势。阿拉伯大军在天宝前期的几次中等规模的冲突里均败于唐军，后来倾其国力发动怛罗斯会战，20万阿拉伯军面对3万唐军依然难以战胜，最后只靠唐军内部的反叛才将唐军打退，而阿拉伯军的自身损失却是唐军的几倍。阿拉伯人虽胜尤耻，唐军虽败尤荣。后来即使安史之乱爆发，阿拉伯也终未敢进兵西域。
因为有了大唐帝国的存在，阿拉伯帝国东进的步伐被阻挡在葱岭之外。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长安。这个国破家亡的波斯亡国君，因为有了中国的庇佑，安稳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余生，避免了成为阿拉伯大食战俘的可能。世界主体文明大国一个侧证，就是她能建立起周边国家包括流亡者信任的国际组织，成为各国政治流亡甚至叛国者的首选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在世界遴选“政治避难所”，首推大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