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为娼!或者干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
《都城纪胜》书里说：
“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脱。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位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
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金字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吗?《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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