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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缓缓说道：“汝师的‘天人感应’，是想以一种学说彻底牵绊住天子，但是，那种学说应该尽善尽美，不该是粗制滥造的产物……”
褚大的脸青了下来。
被人指着鼻子骂师学是充满弊病的废物东西，没有反唇相讥，除了公孙弘说的是事实，也因公孙弘太过强大了。
“或者说，是为求私心的故意为之。”公孙弘继续道。
褚大的脸白了下来。
以臣子之身制约皇权的方法是少，但不是没有。
哪怕在儒家思想中，都倡导“仁政”、“民本”，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亦有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董仲舒却故意歪曲了这部分内容，讲起了君臣父子纲常。
另外，大汉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参与决策、监督执行，对君主决策有制衡作用，部分时候，可以反驳皇帝诏令。
大汉的御史、大夫，同样拥有直言进谏的权力，影响君主决策，万不得已，甚至可以“死谏”，名垂青史。
以及，大汉的史官，会如实记录君主言行，形成“春秋笔法”，君主忌惮留恶名而收敛行为。
如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孔子赞其为良史。
总言之，君主可以无道，臣民可以反目，陈胜吴广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对一切的回答。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很多事情，很早以前，就有了解释，有了解决方法，可是，却被有心人故意遗忘。
董仲舒及其天人学说，一边在增强陛下的统治，一边在约束陛下的皇权，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功利。
没有儒家之前，不管一朝国相、御史、大夫、史官制约皇权的过程中有多么惨烈，历史都给出了公正的评价。
夏朝重视忠诚，商朝重视恭敬，周朝重视文教，一朝国祚四百七十载，二朝国祚五百五十四载，三朝国祚七百九十载，虽说东周的五百载，是春秋和战国的乱世，但国祚就是国祚，以起为纪，以亡为终。
到了董仲舒那，忽然说要改变，要减少周朝的文教，要尊用夏朝崇尚的忠诚，助天子统治，另有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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