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政策相对温和，旨在争取各方支持。
打击的对象，也仅限于那些坚决反抗的官绅。
根据地方志和当时在川的耶稣会士记录显示，其治下初期社会秩序稳定，甚至有大量的明朝官吏，转投了大西政权。
可后来，大西军因粮饷短缺，实行“打粮“政策，再加上过度依赖没收财产，严厉镇压地方叛乱，波及了大量平民。
这就导致了四川各地，叛乱四起。
许多大西军派出去的地方官员，不停地遭到地方反抗武装的袭击，死伤惨重。
（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在三四月之内，连杀十余县官者。）
张献忠为了打击报复，在攻陷成都后，便以‘科举’为名义，召集全川的士子前来应试。
随后，‘聚之于大悲寺，尽杀之’，遇难者达数千人之多。
（献忠性情猜忌，恐士子通敌，遂以‘结党谋逆’为由，屠戮应试者。大悲寺之变后，蜀地文人，几近断绝。）
在皇权不下乡的古代，屠杀学子、士绅，基本上就等于自毁基层的治理网络。
至此，张献忠的治下，赋税、户籍、水利等，全盘瘫痪。
政令更是出不了成都府一步，税收断绝。
于是他只能被迫走上继续抢掠和屠杀的道路，最终彻底失去了人心。
张献忠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所以江瀚一定要避免自己重蹈覆辙。
保宁府三十万百姓，四川三百万百姓，只靠他一个人是治理不过来的。
这些保宁府的士绅，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用这种软钉子来对抗江瀚。
就是因为他们看准了江瀚想要争霸天下，所图甚大。
争霸天下是离不开他们这群读书人的。
这群人垄断了知识和行政管理的技能，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底牌。
而江瀚也需要利用这群人，来为自己治理地方，保证后方无忧。
但前提是，这群人必须听话，否则就是养虎为患。
杀人只是手段，江瀚现在需要的是，分化瓦解这帮乡绅。
江瀚坐在府衙里沉默不语，良久后，他才慢慢抬起头来。
一旁的李立远见状连忙凑了上去：
“大帅这是想到法子了？”
江瀚点点头，朝他吩咐道：
“你拿着我的手令，立刻去找赵赞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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