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这个证据很好驳倒的。你只用说现在技术更新很快，以前学的东西落后了时代，对新AI失去了指导意义，所以在公司里面只能靠着年轻员工就行了。”
“这种情况很普遍，我接手过类似的案子，相信我……”
然而，听了律师的话之后，头目王振海不知道在想什么，丝毫没有被安慰到的样子，反而呼吸愈发急促了。
在被告律师反复督促了几次之后，他才如梦初醒地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不会有问题的，对吧？”
“当然。”被告律师理所应当地答道。
……
在他们小声交流的同时，公诉人还在继续宣读。
“证据二，是由我方专家证人重新整理的被告王振海的早年经历、和员工的聊天记录、以及和受害人的通话记录。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括号DSM-5K括号回，被告王振海部分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施虐型人格特质】、【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其对于受害人的诈骗行为，除了求财之外，还有极强的主观恶意，属严重的报复社会行为。”
和第一份证据比起来，这份证据就显得不是这么严谨了。
如果不是在法庭上，詹律师估计都要直接叹气了，只觉得太儿戏。
其实这份证据虽然有点反常识，但也是符合司法程序的。
在大众认知中，精神病似乎都是可以脱罪的。
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精神疾病的存在反而可能导致被告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或实际量刑更重。
比方某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但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情况，法官会考虑到被告具有极高的再犯风险，对社会构成持续、严重的威胁，因此可能会不去“酌情考虑”被告的悔罪、赔偿等从轻情节，导致实际刑期比没有精神疾病的类似罪犯更长。
亦或者某些特定类型的人格障碍——比如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可能会因为其缺乏同理心、漠视社会规范、高欺骗性等等的行为模式，导致被法官视为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进而将这些表现作为从重处罚的酌定情节。
但这些情况很少见。
而詹律师更加叹气的是，南祝仁提交的这份证据没有任何鉴定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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