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应用普遍怀疑前，人们对于精神病的认知基于观察，无论是对病人行为的剖析还是对其死后大脑的解剖，其研究方法是观察，而在无量空处，由于外物的不确定性，观察是不确定的。因此，对精神病理的普遍认识从方法角度不确定。
第二，人们对精神病人眼的思考知之甚少，皆凭借自身认识来推断。而精神病人的思考作为确定的事物被不确定的证据描述，显然不合理。故其从证据角度不确定。
如此可以认定先前认识在无量空处被推翻。现在开始重构其定义。
首先从“我”的角度，也是目前唯一确定的角度出发。我们每天都有许多思考，其中有一半以上指向一个共同的基本思考——“我该怎么活下去?”比如“我中午吃什么？”、“我上哪儿搞钱？”等都属此类。因此“我”要活下去这一点对于所有人来说全部确定。那么人的所有行动亦为此而动亦可以确定。大义凛然的烈士并非不惜命，而是为了心中的信念，也就是更为坚定的思考向死而生，自杀者的自杀行为基于“我死后会解脱”，其本质是希望自己前往另一个世界活着。
那么多出现于强烈刺激、重大灾难后的精神病，在此语境下成为“帮助患者活下去的行为”。听起来很大逆不道，那从无量空处取几个基于思考的，即确定的例子来证明：
一常年被家暴的孩童产生一个攻击性极强的第二人格，为何？因为孩童为了活下去，产生了“怎么样才能打过家暴者”的思考，当这思考改变了大脑时，第二人格接管身体反抗家暴。一医泽四方的中医在被批斗后产生创伤型应激障碍，只要和“红”有关的东西都能吓得她大惊失色慌忙逃窜，为何？因为她被红战士批斗惨了，她害怕了，她想活下去，一定要躲过他们。
这么一看是不是很合理？
现在让我们解除普遍怀疑,在已经被笛卡尔确定的现实世界中研究刚才得出的结论有何意义。既然精神病是“为了让患者活下去”的手段，那我们是否可以用某些方法让患者相信其他的一些手段能代替精神病让他们活下去以此来治愈精神病呢?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