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这边很多人没见过。」
领导沉思良久，终于说：「给周阳同志办公室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态度。另外————」
他顿了顿，「通知《文艺报》，不要再发批评文章了。这场辩论，到此为止。」
第四波冲击在社会层面发酵。
下午，上海福州路报刊亭前再次排起长队一不是买《读书》，是买《光明日报》。
摊主老陈这辈子没见过这场面：一份党报，被抢得像电影票。
「给我来五份！」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气喘吁吁。
「限购，一人一份！」老陈头也不抬。
「我帮同事带的！我们厂里宣传科要学习！」
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上演。
印刷厂加印三次，还是供不应求。
很多人买不到报纸，就站在报刊亭前借阅、抄录。
京城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有人自发组织朗读会—不是读诗，是读许成军的文章。
最让人意外的是工人群体的反应。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宣传栏里，贴出了厂文学小组写的评论：「我们工人不懂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但我们懂什么是别人的尺子」。八级工老王用的游标卡尺是国产的，量出的零件严丝合缝；新来的技术员小李非要迷信德国尺子，结果做出来的配件装不上。许成军同志说的就是这个理——尺子再好，得量得准咱们自己的东西！」
朴素，但一针见血。
第五波冲击在国际学界引起回响。
傍晚，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接到了二个越洋电话。
第一个来自墨西哥学院，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我们看到了许成军先生文章的英文摘要。请问能否获得全文授权？我们想翻译成西班牙语，在《美洲之家》杂志发表。」
第二个来自日本东京大学，拉美文学研究者铃木昭男：「许成军君引用的哈瓦那档案，我们东大也有副本。但他对档案的解读非常独到。我们想邀请他参加明年在东京举办的「亚洲视野中的拉美文学」研讨会。」
陈光复握著听筒，手在抖。
这些国际学界的重要人物，他平时想联系都联系不上。
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因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文章。
晚上七点，央视《新闻联播》后的《晚间新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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