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义流转与唐代诗坛的群体建构》后，接受了记者采访。
当被问及「取得如此成就的感受如何」时，这位素来沉稳的学者脸上浮现出一抹复杂至极的苦笑，他沉默片刻，缓缓说道：「成就？我耗尽心血完成的这篇东西，其理论基石，不过是成军在他二十一岁某个普通一周里，随手构建的框架之一。原创理论？呵————我们这一代人，乃至往后好几代人，恐怕都注定要活在他投下的思想阴影里，艰难地学习、消化、然后试图在那片阴影之外，找到一丝属于自己的微光。」
记者一时语塞，采访间陷入安静。
任何试图评价或总结的话语，在如此坦诚而沉重的认知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任谁想到那个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大魔王也都没啥可说的。
1980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理论版整版刊发了朱东润先生的署名文章：《如何看待许成军三篇论文的理论意义》。
文章高屋建瓴，首先肯定了这三篇论文的突破性价值：「许成军同志在一个月内连续提出的「中介化」具身性实践」「情感结构考古」三套理论，其意义不在于个别观点的创新，而在于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套方法论工具箱。它们分别对应著文学的社会维度、经验维度与历史心理维度，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观察视角矩阵。」
朱东润精辟地比喻道：「如果说过去的文学研究大多是在作品」这间屋子内部进行装修（分析技巧、解读主题），那么许成军提供的这三把钥匙，则打开了通往屋外的三扇门：一扇通向作品得以流通的社会走廊（中介化），一扇通向作者与读者栖居的身体房间（具身性实践），一扇通向屋子底下埋藏的情感地基（情感结构考古）。从此，研究者可以自由进出，看到更广阔的风景。」
接著，他深刻指出了这些理论对中国学术生态的变革性影响：「这三篇论文，标志著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实现了三级跳」：第一跳，从学习引进西方理论，到用中国材料验证西方理论；第二跳，从用中国材料验证，到从中国经验提炼本土概念；第三跳，也是最关键的一跳，是从提炼本土概念，到建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这三跳，让中国学界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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