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风，裹着热气，吹得知青点的篱笆哗哗响。
许成军捏着刘干事的便条。
便条上就三行字：“78年前推荐生可延至79年入学，全国仅三校有此政策，复大最优。速定。”
墨迹还带着点潮湿，像是刚写就送来的。
而这张便条的背后，藏着刘干事一整夜的盘算。
昨夜在文化馆的煤油灯下，他翻着许成军的手稿，想起了许志国。
这份硬气，他记了五年。
然而，更让他动心的是许成军的文字。
“是块好料。”刘干事对着手稿喃喃自语。
“得让这娃走出去，”他在便条上重重写下“复旦最优”，“上海风气活，复旦平台广，才配得上这手文章。”
“复旦？”钱明啃着干硬的玉米饼凑过来，眼镜滑到鼻尖，“真就要去上海？”
“嗯。”许成军把便条折成方块，塞进衬衣口袋。
钱明挠挠头：“安徽大学不也挺好？离家近，听说中文系老教授不少。”
“你不也说了，要试试啊！”
许成军笑着应道。
前世在区政府整理档案时，他见过太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资料。
上海的外贸额占全国三成，南京路已经有了个体户摆摊，连外滩的海关大楼，都开始挂出“欢迎外资”的标语。
这些，凤阳的麦地里看不到，安徽的县城里也闻不到，哪怕是省会合肥可能也听不到。
这时的上海也是信息的风口。
《解放日报》的社论比别处敢说，外贸局的文件里藏着政策风向，连弄堂里的老太太都能说出几句“经济特区”。
对他这种带着未来记忆的人来说，上海就像个打开的信息库，每一条新闻都可能藏着机遇。
尤其是他写的东西，可能比这个年代更“前卫”。
“前卫”既是机遇，更是风险。
他得找个庇护所。
“你看这个。”
许成军从枕头下摸出本《参考消息》，是钱明托人从县城废品站淘的，上面有篇短文：《上海将试办出口加工区》。
他指着“出口加工区”五个字：“以后这里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要懂经济，懂外语，懂怎么跟世界接轨。”
钱明的眼睛亮了：“跟外语有关？那我考北外，以后说不定能去上海外贸局工作！”
“说不定。”
许成军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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