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起义将地方打成稀巴烂，唐廷中枢无力剿灭，只能给地方藩镇松绑，自此中枢渐渐令不出长安。
而远在三国之时，黄巾为祸，当初的天子宗亲刘焉，也向灵帝提出恢复州牧之策，而后灵帝允之，大范围的给地方松绑。
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可以说贯穿了郡县制封建王朝的始终，宋时汲取前唐教训，收人事、财权于中枢，明时于地方分三司，后又设巡抚为常例，可以说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拉扯。
纵然是后世都有论十大关系，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原文如是写道：“巩固中枢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
说白了，既要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又要兼顾中枢威信，号令如一，这本身就一个客观难题。
尤其是王朝末期，中枢国家机器失灵，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给地方松绑，农民起义军剿灭不定，流窜多省，但给地方松绑，就有乱政之忧。
地方割据，武夫当道。
而现在杨国昌显然认为让地方官吏士绅办团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试探，这个口子一开，下一步怎么操练、号令这些团练，是不是要给北境的州县更多的权力？
那时，天下省道州县，时有贼寇蜂起，是不是也要给他们权力？
李瓒沉声道：“我大汉不是前朝，而今国家武事不振，正要效前汉，于河北等地行权宜之计。”
杨国昌摇头说道：“只怕此例一开，就要天下大乱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