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把脖子扭到极限，反复确认。没有。那颗从小长到大的黑痣，不见了。
我站在镜子前，浑身发冷。
那颗痣是什么时候不见的？是被那只手摘掉的吗？还是说……那只手碰过之后，它就消失了？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那个女人的声音，那颗地上的红色纽扣，那只惨白滴水的手，她说“认错了”，她说“你也有颗痣”。
认错了什么？那颗痣是某种标记吗？她要找的人，后颈也有一颗痣？那她找到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不敢再往下想。
那晚我没敢关灯，蜷缩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熬到天亮。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决定去问问村里的老人。我租住的这个城中村叫柳树屯，虽然紧挨着市区，但还保留着一些老房子和老住户。巷口开小卖部的张大爷今年八十多了，土生土长，应该知道些什么。
张大爷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我给他递了根烟，他眯着眼睛打量我：“小王啊，脸色这么差，昨晚没睡好？”
“大爷，我想问您个事儿。”
“问。”
“咱们村……有没有那种，走夜路听见有人喊名字不能回头的说法？”
张大爷的眼睛睁开了，浑浊的眼珠盯着我看了几秒：“你碰见什么了？”
我把昨晚的事说了一遍。说到那只手伸过来的时候，张大爷的脸色变了。他站起身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
“那颗纽扣，你捡了没有？”
“没，没捡。”
“那就好，那就好。”他松了口气，又重新坐下，“你算是命大。”
“大爷，到底怎么回事？”
张大爷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讲。
“那是解放前的事了。村里有个姑娘，姓周，长得漂亮，手也巧，会绣花会做衣服。那年秋天，她跟隔壁村一个后生订了亲，腊月里就要过门。腊月初八那天，她给自己做了一件红棉袄，大红的，上面钉了三颗红玛瑙纽扣。”
“谁知道那后生是个薄情寡义的，腊月初十那天，他带着另一个女人跑了。周姑娘等啊等，等到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她穿着那件红棉袄，在村口的歪脖子槐树上吊死了。”
“死了之后，村里人发现她那件红棉袄上，第三颗纽扣不见了。有人说她是自己扯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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