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透了以后，阿贝才敢把包袱里的干饼拿出来。
她在十六号码头的长椅上坐了一整天。从清晨到日暮，看着轮船一艘一艘靠岸又一艘一艘离开，看着扛麻袋的苦力们换了两班岗，看着卖茶叶蛋的阿婆把炉子里的煤球换了三回。没有人注意她。上海太大了，大到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就像黄浦江里多一滴水少一滴水，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干饼是养母临行前塞进包袱的。饼已经硬了，边缘干得裂了口，咬一口要嚼上老半天才能咽下去。阿贝一小口一小口地啃，把掉在膝盖上的芝麻一粒粒拈起来放进嘴里。她吃得很慢，不是因为舍不得——好吧，确实舍不得。包袱里一共只有四张饼，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下一顿。
码头的灯陆续亮了起来。十六号码头是法租界的产业，沿江立着几盏铁架电灯，灯罩是乳白色的，发出来的光不像油灯那么昏黄，而是一种冰凉的、带着蓝头的白。灯光铺在江面上，被波浪揉碎了又拼起来，像一地银色的碎瓷片。
阿贝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从长椅上跳下来。她走到江边，扶着石栏杆往远处看。
这就是上海。
江对岸是一排洋行大楼，每一栋都有五六层高，墙壁是花岗岩砌的，窗户上装着锃亮的铁栏杆。楼顶上竖着各式各样的旗子，有她认识的——英国的米字旗、法国的三色旗、日本的太阳旗，还有好些她认不出来的。白天那些旗子迎风招展，花花绿绿的，像万国博览会的招牌；到了夜里，旗子降下来了，大楼里的灯却亮了起来，窗户一格一格地亮着，倒映在江面上，像是有人在江底修了一座水晶宫。更远处，外滩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约约，像一只伏在江边的巨兽，脊背上缀满了光。
“好看吧？”一个声音忽然从旁边冒出来。
阿贝吓了一跳，往旁边跳开一步。一个穿着补丁褂子的少年不知什么时候蹲在了石栏杆底下。他看上去十五六岁，比阿贝小一点，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凸起，两只眼睛却格外亮，像两颗刚从煤灰里扒出来的玻璃弹珠。手里捧着一个烤红薯，红薯皮已经烤焦了一大块，他却啃得津津有味，嘴角沾了一圈黑。
“你蹲在那里干什么？”阿贝警惕地看着他。
“吃红薯。”少年举了举手里的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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