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文字，以及大量手绘的图画。
首先几页是各种人体轮廓。
但绝非文艺复兴后流行的那种追求美感与光影的艺术画，而是更接近达芬奇手稿风格的解剖图。
肌肉、骨骼的走向被用精细的线条勾勒出来，旁边还有各种辅助线和角度标注，十分精确。
“哟嗬，”常宁子凑得更近了，“画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原来是个西洋大夫？”
李知涯默不作声，继续往后翻。
后面的内容更加深入。
人体组织、纵横交错的血管网络、以及各种脏器的剖面图，都描绘得异常清晰，细节丰富。
俨然已经摸到了系统解剖学和外科学的门槛。
绘图者的技艺高超，观察力也极为敏锐。
但再翻几页，就渐渐变了。
图画开始变得不再“规范”。
出现了将不同脏器拼接在一起的构想图。
线条虽然依旧精准，但组合方式却透着诡异。
有的图像描绘着打开的头颅，露出复杂的大脑沟回，旁边标注着似乎是如何切入、如何分离的示意。
更有甚者，画出了将一颗完整的心脏从一具胸腔“连接”到另一具胸腔的粗暴过程，血管像怪异的藤蔓般强行缠绕对接。
这些图像的风格逐渐带上了一种粗粝的、实验性的邪典气息，与之前严谨的解剖图形成了强烈反差。
李知涯的眉头越皱越紧。
心下寻思：这条时间线的发展确实够快啊，十八世纪中叶就开始琢磨器官移植这种玩意儿了？
转念一想：也对，咱中国早在东汉末年华佗就敢搞开颅了。
后来发展一千多年，到明朝中后期也出了陈实功那样的外科专家，著有《外科正宗》。
何况这条线上没有野猪皮入关大肆毁坏典籍，中原科技树没被拦腰砍断。
东西方交流若能持续，外科知识积累和技术发展变快，似乎也不足为奇。
但他立刻抓住了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