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缓和大周初年的主要社会矛盾，使得太祖立下“四民之策”，主张四民之业，莫劳于农，农为国本。
再者便是考虑到商人对于统治者的威胁，商人获利之高引人趋之若鹜，如此一来，大家皆为逐利便会弃农从商，舍本逐末。
故而为了百姓能够老实耕种，安于现状，故而便需要抑制商业。
只是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轮回，一味的高压并不能长久。
随着时代的变迁，更加之本朝思想家王明阳所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否定“商贱”，认为商人亦是大周不可缺之民。
让这些商人抓住机会，在暗中大肆宣传“四民异业而同道”，四民平等之意，使得商人不再低人一等。
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使得赋税徭役一律折算为白银，使得大周衙门更为依赖商人，大周上下对商人的态度也从抑制变为使用。
加上朝中各大官员大多都在暗中经商，使得其对于朝中“抑商”之策提出不同意见。
许多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向皇帝提出“恤商”之言。
加之本朝那几位昏庸的皇帝，居然同意捐钱买官，纳粟入监，并且同意商贾之子亦可参与科举。
这种情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不可收拾。
从最开始纳捐可得“冠带”这种名誉官衔与地位，到接下来的可纳捐任散官、监生到下一步的杂值官员，衙门典吏。
到先帝时期纳捐已可升任县令的实例。
加上如今海运已开，商贾巨富涌现，海外大量白银流入国内。
看在银子的份上，各衙门官员对于商人出行乘坐马车，家住豪宅大院的行为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商人再怎么蹦跶，面对大周历律，大周衙门都不过是一粒尘埃而已。
对于各地府衙府尊而言，这些巨富也不过就是为自己暂时保存财富的人而已。
就算能够凭借纳捐而成县令，却也抵不过府尊一张口。
只要府尊想要他们的财富，便可借着他们逾矩的理由抄家灭门。
而朝中各高官也都默契的把持着这些商人的向上通道，若非科举入仕，这些商人一辈子也别想渴求七品之上。
所谓的商人入仕，也不过是各位幕后执棋者给他们的盼头而已。
毕竟哪怕底层百姓也知晓想要驴拉磨也要在其面前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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