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10月9日上午八时整，基里比利半岛前沿阵地的扩音器骤然响起。赵刚的声音经过电声放大，清晰地越过不足千米的海湾，传入了对岸悉尼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是中国海军特遣舰队，奉命追捕参与兰芳侵略战争的联合舰队残余。你方在昨日庇护战犯炮击我军，已构成严重挑衅，侵犯我方正当权益。现要求你方：一、立即交出藏匿的战犯；二、对炮击行为做出正式解释与赔偿。如拒不执行，将被视为同谋，予以歼灭！”
声波在海面上回荡，如同一记无形的重拳，狠狠砸在对岸总督府每个人的心头。
总督府议事厅内，殖民官员们脸色惨白。
“追捕逃犯追到我们家门口，还不许我们反抗？”殖民地法院首席法官声音发颤，“他们的舰队已经全军覆没了，让我们交人？难道要我们从海底捞出尸体给他们？”
财政官捏着账册：“赔偿？我们的六座炮台全被摧毁，他们却毫发无伤，现在反倒要我们赔偿？”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有人拍案而起。
然而愤怒归愤怒，当会议室窗户被推开，对岸半岛上那些钢铁战车的轮廓在晨雾中逐渐清晰时，所有的怒吼都化作了无力的沉默。
一向高傲的英国人如何能忍受这样的羞辱？与会官员纷纷表示要与悉尼共存亡，绝不向武力讹诈低头。
但决心需要实力支撑。
驻守悉尼的殖民军仅三千余人，原属舰队的十余艘舰船此刻被困港内，连出港的勇气都没有。敌人兵力虽不多，但其展现的武力已近乎恐怖。从其他地区调兵，已成当务之急。
整个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拥有军队两万余人，但主力分散在沿海各港口城市及内陆据点；内陆驻军主要用于防范土著袭扰，真正能快速驰援的，只有沿海几座城市的驻军。
乔治·吉普斯爵士的目光在地图上游移，最终停留在墨尔本、阿德莱德、布里斯班几个沿海据点上。一个计划在他心中成型：谈判必须进行，但目的不是妥协，而是摸清敌人虚实、拖延时间，为调兵争取空间。
“请费里大主教组织一个谈判代表团，”总督做出了决定，“乘小船去对岸，探探他们的底细，也为我们争取些时间。”
半岛临时指挥部内，周凯与赵刚听完对方的来意，相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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