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一政策，却引起了高丽新兴士大夫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些士大夫多研习程朱理学，推崇“君臣大义”、“华夷之辨”，认为高丽应坚定依附“天朝上国”大明，而非在大明与北元之间投机取巧，视李仁任的“两端外交”为“不忠不义”之举。
新兴士大夫不仅在朝堂上公开弹劾李仁任，还在民间撰写文章批判其政策，甚至联合部分地方官员抵制李仁任的政令，李仁任就此成为新兴士大夫的“公敌”。
为扭转这一局面，李仁任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既能获取足够的财富拉拢朝臣、安抚旧贵族，又能通过“办实事”提升自己的威望，压制士大夫的反对声音。
而此次大明船队携大量货物前来贸易，恰好成了李仁任眼中的“救命稻草”——大明货物在高丽本就供不应求，尤其是宣纸、丝绸等奢侈品，能为他带来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李景隆拿出的水泥、雪糖是前所未有的新奇货物，若能垄断这两种货物的贸易，不仅能赚得盆满钵满，还能借“引入大明先进物产”之功，向百姓与朝臣展示自己的“治国能力”，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朝堂上的影响力，甚至能借此分化新兴士大夫阵营——毕竟水泥可用于修路筑城，对民生有益，部分务实的士大夫未必会坚决反对。
因此，李仁任才会对这场贸易格外看重，甚至不惜放下权臣的架子，主动与李景隆、徐增寿商谈，只为牢牢抓住这一巩固权力的机会。
李景隆看着李仁任急切的模样，心中冷笑更甚——这李仁任果然是个见利忘义之辈，几句利益诱惑便让他彻底放下了警惕。
不过这也正好，通过贸易稳住高丽，既能获取大明所需的资源，又能借此观察高丽的虚实，为后续应对倭寇、探查倭国打下基础。
“既然协议已定，那便请李大人带我们去见见你家大王吧。”徐增寿说道，“虽说是贸易为主，但面见国王，递交国书，也是我等的职责所在。”
李仁任这才想起还有国书一事，连忙点头：“是下臣疏忽了！上使请随我来，大王已在王宫备好宴席，等候上使多时了。”
说罢，李仁任亲自引路，带着李景隆、徐增寿等人向汉城王宫走去。
沿途之上，李仁任还在不停询问水泥的用法、雪糖的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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