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他撤销了比统领南部匈奴八部的兵权，将其调至单于庭附近居住，派人严密监视其动向。这种“猜忌与压制”的做法，彻底激化了双方矛盾——比深知自己在匈奴内部已无立足之地，开始暗中联络东汉边疆官员，表达归附之意，为后续匈奴分裂埋下了伏笔。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遭遇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复合型天灾”：先是罕见的干旱席卷漠北草原，导致水草枯竭，大量牲畜因缺水缺草死亡；紧接着，蝗灾爆发，草原植被被严重破坏，牧民粮食储备耗尽；随后，瘟疫蔓延，匈奴人口大量死亡，“死者什三四”，实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此次天灾过后，匈奴“畜产大耗，人民饥困”，再也无力维持对西域与乌桓的控制，甚至出现了“部落离散，互相攻伐”的混乱局面。
面对内忧外患，单于舆与比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单于舆为了缓解危机，派遣使者前往东汉渔阳郡，请求与东汉“和亲”。此时的“和亲”，对单于舆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战略缓冲”——他希望通过和亲获得东汉的粮食与物资援助，同时维持匈奴与东汉的“对等地位”，避免沦为东汉的附庸。
比则深知匈奴已无力回天，若继续追随单于舆，只会走向灭亡。因此，他暗中派遣使者前往东汉西河太守府，明确提出“内附”请求——所谓“内附”，即匈奴南部部落自愿归附东汉，接受东汉的管辖，放弃政治独立性，成为东汉边疆的“藩属部落”。
面对单于舆的“和亲请求”与比的“内附请求”，刘秀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谨慎。他召集大臣商议时，多数官员认为：单于舆反复无常，此前多次袭扰边境，其“和亲”请求不可轻信；而比的“内附”虽看似有利，但接纳匈奴部落可能引发边疆管理难题，甚至遭到单于舆的报复，引发大规模战争。
就在争论不休之际，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提出了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他主张效仿汉宣帝时期接纳匈奴呼韩邪单于内附的“孝宣故事”，同意比的内附请求。耿国认为：“匈奴分裂，是天赐东汉安定边疆之机。接纳比的内附，既能削弱单于舆的势力，又能以匈奴南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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